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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凤河流域移民的文化思考

2017-12-11 18:35:25 |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 编辑: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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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卢欣 卫东海

       在大兴这片历史底蕴厚重的热土上,上了年岁的老人们,对明清凤河流域移民文化绝对不陌生。从明初洪武到永乐年间的44年间,数十万山西人(主要是晋南、晋中、晋东南人),伴随着上党梆子、晋剧以及洪洞县《苏三起解》悲戚的旋律,不情愿地走出祖祖辈辈经营的家园,千里奔波辗转在京南大兴,在凤河流域水草丰美的两岸,掀开了生存博弈的序幕。无数个月黑风高的夜,无数次山岭崎岖的路……那一串串消失在凤河岸边的深浅脚印,那一个个身背褡裢、执着顽强的身影…… 明清凤河流域文化变迁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同构,凤河流域(主要以现在的青云店镇、长子营镇、采育镇为主体)的山西移民们以其特有的精神风格、文化意义与个体行为和信仰的伦理态度遥相呼应,酝酿出全新的文化秩序,共同构成移民普遍的行为范式和生活方式。“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凤河村落文化与地域社会百态图。

        至今,青云店镇、采育镇、长子营镇许多村落的百姓没有明晰的家族谱牒理性说明自己生命的根脉,但他们绝对不会否决自己的山西情结。明清凤河流域的山西移民基本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朝廷号令军事屯垦,集体行为动辄万户、多则数万户;二是屯垦农民以地设营。民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是“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二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先后18次自山西向外移民:从1373年到1417年,共组织移民18次之多,约60万许。尤其是明成祖朱棣(燕王)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又迁都北京,在位21年,从山西移民8次,其中有6次移往北京。沿大兴凤河两岸,沁水、长子、河津、黎城、潞城、蒲州、绛州等落地成村;三是触犯刑律的囚徒和贬为庶民的革职官员,四是商人群体。由于山西在明清时代已经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京城商号林立,血缘、情缘使部分商人与大兴的山西移民聚集在一起。

        人是文化的主体,明朝初年的大迁徙也因此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凤河文化。仅举几个例子足以证明这种历史传承性、吸纳包容性、多元共存性、民众民俗性。始建于明初的良善坡古庙(建国初被毁)影响整个京南。据1958年文物普查记载“记殿则四十有三,计阁则十有五,为山门与楼者三,塔一,井四,基棚九,廊庑寮舍百二十。前后凡七建,碑碣以志不朽焉。”从碑文中可见,当时建筑规模之宏伟壮观,尤其农历三月初三庙会,方圆百里的进香者络绎不绝,真可谓当地一大盛会;白庙村雅乐,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400余年的古乐,今天依然使用七音八器工尺谱演绎侠骨柔肠,与云南鼓乐比翼;再城营五音大鼓,北京琴书前身,形成于清光绪年间,至今已传承四代120多年,被中国民间音乐专家称为“北方鼓曲的野生稻。”;铁匠台更是京畿闻名,据《大兴县志》记载,明崇祯年间此处设48——72盘炼铁炉,故称铁匠台,可见明初的冶铁业在这里如何兴盛,这里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铁桥;申营接骨术饮誉朝野;沁水营“开路神叉”慈禧亲手题名;窦营少林子弟会远近闻名及大量民间工艺和传统美食等。文献资料表明,这一突出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确实与晋文化底蕴、习俗民风、宗教信仰、价值取向有着深远的瓜葛。

(一)

        凤河文化历史演化过程极其复杂,原长子营乡位于现镇域的北部,旧属东安县(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区),清乾隆年间划入大兴县,属顺天府大兴县采育巡检司,1958年属采育乡(后改人民公社), 2000年长子营乡与朱庄乡合并为长子营镇。长子营与采育是凤河流域的一个文化共同体,二者之间文化与地域的结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流经大兴东南的凤河则是一条母亲河,像一条柔然的飘带将采育与长子营缠到一块儿,同时也将晋南、晋东南的文化与今天的长子营区域文化紧紧维系在一块儿。蕴含厚重历史感的“七十二连营”西北起解州营,东南到凤河营,流经大兴东南的凤河全长二十华里,72个自然村因此都以“营”冠名。凤河以长子为中心,逆河而上有沁水、解州、霍州……顺流而下有长子、黎城、河津、蒲州、绛县……山西这些县份在地域结构上,以尧都(尧都平阳,即今山西的临汾)为文化纽带,形成中国历史上移民迁徙的融合习惯,这种习惯又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这一点从尧舜的多重定都说可以看出:《帝王世纪》载:“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河北唐县)。”《元和郡县志》又云:“定陶故城,尧所居也。”同样关于舜,也有生于诸冯(山东菏泽)、都于蒲坂、卒于鸣条或九嶷之说。禹有建都平阳、安邑、阳城等地之说。种种岐说莫衷一是,概而统之,可以说与这些县份移民文化的流动性、整合性有关。《汉书——扬雄传》扬雄自叙的谱牒就可作一例证。

        形成今天凤河独特的移民格局有其苦涩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元末明初是个多事之秋,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华北平原荒草遍野,“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缓慢的社会发展使整个国家宛然一台滞重的老式纺车。据《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载,清军入关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更是空虚,田畴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奖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顺治十年……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明太祖实录》卷193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因此发展生产,移民屯田成为朝廷首要任务。

        我们查阅了《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以及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确切的文史资料表明,明清洪洞迁移活动分别是: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大兴无论区域怎么变化,青云店镇、长子营、采育始终在京、津、冀的三角带和连接处。山西南部作为移民的首选目标,与其地域关系深有牵连。山西古名晋,《释名》说:“晋,进也。其地在北,有事于中国则进而南也。”山西东有太行之险,西有吕梁之阻,南有大河之堑,北有大漠、雁门之蔽,使此地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安全岛”。“安全岛”无论从哪个方面的发展要素考虑,都最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拉动元素。

        《明太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三十锭,令量牛屯田;《明太宗实录》卷12下载: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出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明太宗实录》卷31载永乐二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明太宗实录》卷37载: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以上移民史料看出,明清时期长子、沁水、解州、霍州、黎城、河津、蒲州、绛县等等的县均为平阳、泽、潞、沁、汾州所辖管。移民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历史学家们曾不止一次地慨叹:“山西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探寻原委,食物是人类文明发生的支撑点,仓廪实而后知礼节。中国文明发生的山西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早期人类最主要的食物是小米,而山西盛产小米。在山西晋南、晋东南一带,自然气候极其适宜小米生长,中国历史的首篇——《尧典》便从这里写起; 中国文明扉页的治理洪水也从这里开始(见《禹贡》)。中国文明始点上的三个圣王尧、舜、禹在这里建都。

        关于明清长子营移民背景的特殊,黄有泉,高胜恩先生归结为三个方面比较此正中原之急务。“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烫以来,尽化为蓁荒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面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久围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肯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治牛种,及时播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灾伤,踏验优免……”二是为防各地豪强做乱,朱元璋效法秦始皇、汉高祖,强迁各地豪强于京师。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十分坦白地告诉工部官员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联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充实北京人丁。多次迁徙山西南部的人到北京近郊一带。“州郡萧条,悉心为丘墟”,而山西却因有高山大河之阻,破坏较小。再加之山西南部人才辈出,亦利于毗邻京畿为朝廷御用。杜佑《通典》说:“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于程法。翻开晋南各县县志,达官显贵之文人数若星辰:卫觊(曾为尚书,著有《魏官仪》《孝经固》《卫觊集》)、毋丘俭(曾为幽州刺史,封案邑侯,有集二卷)、王昶(骠骑将军,著有《治论》《兵书》《家诫》等)、王沈(曾为征虏将军,著有《魏书》四十八卷,有集五卷)、王浑(曾为征东大将军,有集五卷)、王济(曾为骁骑将军,有集二卷)、王浚(曾为骠骑将军)、裴徽(魏冀州刺史)、裴楷(曾任散骑常恃,河内太守等)、裴秀(曾为魏司空,著有《禹贡地域图》、《易论》等)、裴顾(哲学家,当时御史中丞谓其‘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等凡300多,他们的门阀势力与朝廷关系的千丝万缕客观上促成家乡移居京畿地区的可能。三是出于防守边疆、加强国防的考虑。屯田戍边,汉代以来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的荒废田地。历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汉宣布时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是为军屯;三国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开始由典农官募民开荒种地,此为民屯。应募的农民称屯田客,规定官给牛、种,收获官六民四,如农民自带耕牛则所获对分;至明代有了商屯。明行中开法,盐商在边疆募民开荒种田,以所得粮草换取盐引,即为商屯。形成凤河流域移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能遗失,那就是明代山西相对稳定,人口稠密。《明实录》,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有个权威统计,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多30万人。

(二)

        对照元末明初大迁徙路径不难发现,当时由山西迁往京冀地区而形成的村落,多以姓氏命名,至于朝廷为什么恩准大兴凤河流域移民以原籍县命名村落?后学者作出三种理由来推测:一是明王朝禁用原籍县名命名村落,其目的是为使移民忘记迁徙的“精神家园”失落感,尽快让其落地生根,实现明朝平衡全国人口、繁荣北方经济尤其是京畿地区的计划。然明初首批迁徙遇到的难题是,大批晋南精英团结串联,使明朝迁徙战略理路遇到挑战,适当满足这些县份移民的心理要求也是减少这些家乡籍政界要员对体制运营的摩擦;二是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曾为农民起义领袖,深知民怨后果,为了实现国家整体迁徙发展战略,在迁徙问题,采取迂回手段,发布通告公示晋南百姓强制迁徙中原圣谕,有特别原因者可不参加迁徙,但须本人到洪洞县申明理由,经批准后登记造册,方可留下,但申明理由的家族主要理由是故土难移,“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如何既消除故乡的眷恋又淡化这种眷恋成为朝廷户部衙门的两难。三是大批晋南政治、文化的精英们,相信了朝廷指令,申明理由的不充分反倒成为强制迁徙的首批移民。为稳定人心,明王朝除给予优厚的移民政策外,破例允许第一批移民使用原籍县名来命名落地村名。今天长子营、采育地区的晋南移民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他们血脉中依然流淌着那古老而奇特的乡土恋情。以原籍县名命名居住村庄构成凤河流域文化的独特“景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对这种现象作过分析,他甚至认为:“乡土恋情几乎是中国人真正的宗教信仰”,从一定意义上这样理解明初的移民情绪也不无道理。因为凤河移民虽然故土难以,然没能形成具有终极意义的“终极关怀”,而只是一种与自己有着血缘和心理情感联系的具有现世意义的乡土情结,终究是可以作出情感让渡的。故乡眷恋实际上是儒家文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顽固、非常强烈的心理范型、情感定势和精神本体扎根在百姓生活和生命之中。

        同源同名是故乡眷恋的表现方式,这种现象既是一种观念、心理情感和活动,同时也是既定的礼制、仪式、习俗和道德与伦理规范的汇集。错综复杂的地缘、血缘的存在与发展形成并延续着独特的宗族观念。据海联网统计,目前在移民社会村落中,地缘性组织的比重仍然较大。9000多个系统组织中,地缘性组织有1300余个,约占14%左右。各种类型的组织中,大部分地缘性组织与神缘性组织交织在一起。他们从家乡带走了具有较强地域性的寄托,这些寄托成了凝集地缘关系的精神纽带。尽管早期的凤河流域移民传统信仰出现着融合的趋势,但各个村落仍然具有强烈的地方性文化色彩。

(三)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地在何方,山西洪洞老鹳窝”。当我们用民俗语言对凤河区域的乡情作出心理探视时,他们的反应是柔和而亲切的。“洪洞·大槐树·老鹳窝”已经不是单纯对祖居的记忆,而是把这种记忆演化成生命根系的执着探寻生存意义世界的眷顾。《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五卷第七期齐如山先生写道:“吾族乃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京冀的军官重到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根据《明史》、《明实录》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平阳府辖州六县二十九,泽州辖县四,潞州辖县六,沁州辖县二。长子、沁水、解州、霍州、黎城、河津、蒲州、绛县等等今天大兴的村名都可以找到山西南部对应的县名。  

        从历史变迁和社会变迁的维度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东南长治和晋城等地区。从《明史》《明实录》的原始文本看,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忻州、吕梁地区外,包括整个山西中、东、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衙门颁发的迁移照,不情愿也很无奈地叙旧告别,然后各取西东,因为移民政策是朝廷政令,个人在国家意志面前,即使原有固化了的文化共同体也是苍白无力的附庸。

        洪洞何以具有此种战略意义呢?秦汉时置杨县,隶河东郡。隋隶临汾郡,义宁二年更名洪洞,取县北洪洞镇为名。关于洪洞古镇,地方志有较生动的记载:“洪建在县小雨门外.涧水之南。壁立百尺,逶东袤五十余里。郭景纯游仙诗所云拍洪崖肩者即此。”“因有洪洞镇,故名。相传南有洪崖,北有古洞.镇得名以此。”洪洞属临汾,临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洪洞也成为山西之通衢要道。故而也成为移民迁出的聚集之地。

        关于洪洞大槐树,据民国年间《洪洞县志》载,“大槐树在广济寺左”。该广济寺为历代贞观二年历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往来香客不断。同时,这里又处南北要道,设有驿站。传闻四方的洪洞大槐树就生长在广济寺,相传为汉代所植。积年累月,树大荫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老鹳在此筑巢垒窝,成为大槐树独特的一景。明王朝在广济寺设局驻员,负责登记、迁散移民事宜。

        移民是封建政权采取的绝对命令,往往带有很大的强迫性。山西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老窝儿。”当百姓举家迁移时,扶老携幼的哭声震天,其声凄厉不堪卒听,其状惨不忍睹。今天,凤河流域一些生活用语还留有当时大迁徙时的文化密码和生活痕迹,如:解手、方便、大小便、随便等。当初山西移民的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差役们把他们用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开手,我要拉屎尿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解手、方便、大小便专用术语就不言自明。从人类学的观点分析,文化价值同时也涵盖人们日常伦理中所表现的行为范式和价值取向。

        心理学表明,身处困境的个体和弱势群体会产生一种无限的迷茫感、孤独感、困惑感,精神总是处于非理性状态,唯一的渠道是通过拯救论克服“心理休克”状态。当移民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曾经养育过他们的这块热土的时候,在最后一瞥中寻找家乡最有纪念意义的标识物时,那就只有一棵大槐树了。于是,槐树从此就成了山西移民祖祖辈辈互相传递的“接力棒”, 移民们明知咫尺的困境无助,心理只好趋向家乡寄托的一线玄机,祈求冥冥的神佑心理机制把神本与人本宗教伦理融和。况且在山西人心目中,数百年的老树与祠堂、庙宇里神、仙、祖先、上帝等等宗教与泛宗教的观念成为等同的意义。

        一代一代相传,口口相传。至今,已经六百年过去了。当你走遍采育、长子营镇的每一个村落时,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房前屋后,村头地边,都种植有槐树。据老百姓说这是山西移民带来的习俗。文化应当是历史分析“当下”“此在”。文化是个别的、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普遍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房前种上大槐树,不忘洪洞众先祖。村村槐树连成片,证明同根又同源。思想家狄尔泰在《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内的展开》一书中说,当“虚拟的命运力量决定着当下生活的重要性和意义时,一切现存的苦难和逆境就会化为乌有”。大槐树作为至高无上的精神象征,当“痛切感觉到人生生存重压为其特征的,对丧失自我与异化力量的默认,对任何前景的迷惘与沮丧之情都化为情感忧思的救助”(李公明著《思想守望录》,广东人民出版社)。大槐树辅助了长子营的山西移民,移民们反过来传播了大槐树情结。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这一问题还待民俗学者、遗传学者深入研究。移民们迁往各地,因一村不准一姓,所以兄弟之间为了相互照应,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长子营无二郭”等说法。每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毕竟受制于当下文化的规定,从任何角度观察槐树的种植,都是文化背景特定的部分和表象。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大兴区广播电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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